“种业翻身仗”“种业振兴”，近年来，种子被中国官方多次提及，一时间成为国内“顶流”。中国为何提出“种业振兴”？又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宋敏向中新社记者表示，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种子，种子是决定作物产量的内因，肥料、水土等都是外因，能不能增产、品质好不好，最终是靠种子这个内因决定的。

　　“中国农业发展的环境容量刚性约束越来越强，耕地面积受到限制、土壤退化，通过其他方式提高农业产能的潜力已经越来越小。统计显示，当前粮食增产良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45%，未来提高农业产量的根本出路和核心就是种子。”宋敏说。

　　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邓光联表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等，都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不确定性，此外，中国国内也面临着农业结构调整、自然灾害天气频发等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依靠种业，高层提出‘种业振兴’正是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考量。”

　　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近年来中国种业不断取得发展功不可没。目前，中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

　　中国高度重视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是种质资源大国，目前农作物种质资源达52万份，仅次于美国的55万份，位居世界第二位，尤其主粮种子基本上都是“中国种”，水稻、小麦的育种水平、产量水平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

　　不过，中国种业稳步增强的背后也有挑战。

　　“要看到中国种业也存在短板，比如，玉米、大豆的单产相比于美国仍然较低，很多种质资源没有优势，大豆、玉米、高端蔬菜、糖料作物、肉类等种质还依靠国外。”邓光联说。

　　在宋敏看来，中国种业的最突出问题是创新效率不够高，虽然种子品种数量很多，但缺乏最基础、最顶层、最原始的、像杂交水稻一样的创新品种。

　　“当前中国种业发展处于规模发展徘徊期、效益增长低谷期、社会投资缓慢期、突破发展瓶颈期、重组分化转型期、扩大开放考验期。”邓光联表示，中国种子企业“小、散”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改变，目前中国种子企业有6000多家，行业集中度不高，育种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强，更多是低水平的重复，难以形成突破性品种。

　　据统计，在中国6000多家种子企业之中，仅有不到100家具有研发能力。

　　“解决种业‘卡脖子’的问题并非朝夕之功，解决创新活力问题，就要建立起有利于高效创新的机制，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其中，育种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依靠科研单位，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鼓励企业投入，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宋敏说。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种业振兴”的步伐。2021年，中国颁布《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将种源安全明确为国家安全战略，提出要全面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大力推进种业创新攻关，扶持优势种业企业发展，提升种业基地建设水平，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2022年3月，中国正式施行新《种子法》，新法律打击假冒伪劣种子，鼓励中国种业向国际标准靠拢，进行高标准创新。

　　同时，中国在做大做强种子企业上也加快布局。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正式收购跨国种子企业先正达。宋敏表示，通过收购，先正达的种子创新成果、先进经验模式将在中国本土化，对提高中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被喻为“中国种业硅谷”的南繁基地也在种业科研领域不断深耕，不断解锁中国实现“种业振兴”的密码。

　　宋敏表示，南繁基地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能够提高种子创新效率，对中国的种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国90%的新品种都会在南繁进行选育。近年来，南繁基地还进行了更多创新，比如在崖州湾建立的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便利化措施，形成了国内外繁殖资料的流动机制，丰富中国种质资源。“南繁基地带动了育种家、科研院所、企业和相关资源的汇聚，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创新效率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