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近来，美西方国家无视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女士的调查报告，戴着人权问题“有罪推定”的有色眼镜，一再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人权状况横加指责，尤其是处于战争漩涡中的后者为甚。

今年3月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主要成员国出现了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状况：首先体现在政治军事领域，继对俄罗斯关闭领空之后，多个西方国家表示要征召民兵组成“志愿军”支援乌军，同时搞武器“众筹”的把戏，旨在增强乌军杀伤俄军的军事技术力量；其次是经济金融领域，除了对俄罗斯威胁使用“金融核弹”即把俄踢出SWIFT体系并对其主权债券进行评级降级的操作之外，多家跨国公司纷纷提出中止与俄罗斯市场的合作，苹果公司甚至在地图软件上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删除了；再次是科技文化艺术领域，从学术界、医疗界到体育界乃至娱乐界，西方各法人团体纷纷开始“泛政治正确”式的站队表演，宣布要抵制、排斥一切跟俄罗斯沾边的事物。更荒唐的是，除了对俄罗斯的“活人”动手外，连“死人”都不能幸免：欧洲已经有多所院校宣布将俄罗斯作家、艺术家的作品移除出大学课堂和教材。瞠目结舌之余，有必要分析下这种操作的来由。

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曾在《赤裸生命》等著作中提出“生命政治”理论时提及古罗马时代的一种刑罚，即宣布一个人可以被任何人使用任何手段杀死，行凶者不仅不会受到任何法律追究，而且连对受害者的祭祀都将不被允许。阿甘本把这类受伤害的人称为“赤裸生命”。现在看来，作为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政治回应，美西方国家的政客操纵传媒、煽动民意的制裁手段和理念有滑向这种古老刑罚的危险，这无疑将导致一场人权问题上的返祖现象出现，是对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践踏。更有甚者，将这种措施用在一个民族国家及其全体国民身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可以说只有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有类似遭遇。

首先，如果说美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传媒机器成功煽动民意、挥舞人权大棒的话，那么，这里所谓的民意基础到底是什么？关于俄乌战争的是非曲直，引用美国进攻现实主义大师约翰ž米尔斯海默教授2014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上的文章观点，可以发现美国学界对此危机的来由其实洞若观火：主要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背信弃义，违背了30年前苏联解体时其有关北约不再东扩的承诺，丝毫不尊重《新明斯克协议》的约法三章，持续不断地对俄展示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导致没有退路的俄罗斯在万般无奈之下孤注一掷地作出回应。

事情的本来原因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普京第一个扣动了扳机。对于西方而言，这一点比多少原因的倾诉都更具有说服力，这就是资本主义传媒机器长年累月塑造出来的“民意基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的基石。其所谓的人权观念，就是建立在这一理念基础上的。

其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舶来的民权运动思想理念的集大成者——“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激活并极化了欧洲的人权理念及启蒙政治思想传统，使其政客和民众放弃了对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考量，在做出可能会反噬自身利益的重大政治抉择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全球化条件下自身与俄罗斯的合作依赖关系。虽然有马克龙这样较为务实的政治家在战争爆发前的努力斡旋，但事态一旦恶化，他们为了延续本党在任期内的政治利益，也不得不选择屈从“政治正确”——西方人权不仅高于受人权大棒敲打的诸国主权，甚至也高于作为西方人权“帝国”体系内一分子的本国主权。

需要指出的是，美西方国家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一直持津津乐道的态度，认为是资本主义文化及价值观的巨大胜利。殊不知，如果认真剖析美国民权运动本质的话，会发现其存在矛盾的两面性：一是表面上的历史进步性，即面对60年代群情汹涌的民权运动，采用以退为进的战术对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性取向群体等相对弱势群体进行权利妥协，实质上是以“身份认同”政治来瓦解、破坏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二是手段的可质疑性，即联邦政府以破坏原有政治、法治传统甚至违宪的手段，使用国家强权而非对话协商的手段贯彻被歧视的少数群体的权力诉求，1957年9月的阿肯色州小石城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

久而久之，在西方世界就形成了两个奇怪的人权景观：第一就是人权的“种姓制”出现，导致某些少数族裔群体的人权被有选择地尊重。一方面，在现实世界，美国的非裔、拉裔等少数群体的人权一直在遭受来自公权力即警察暴力的实质性侵害，并不定期地引发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另一方面，在高校入学考试、跨国公司招聘等方面，却人为地突破形式上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不顾后果地向非裔、拉裔倾斜，出现了变相的“血统论”“出身论”。更有甚者，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社会治理无力情况下，有的州议会及政府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以“零元购”为代表的低烈度社会动乱，居然在法律上（即加利福尼亚州的“47号法案”）选择了默许与无视——反正买单的是保险公司，进而可以凭借金融霸权体系将这种金融上的亏损转嫁出去。

如果将这种政策与亚裔人群近来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对待甚至“种族仇恨袭击”相对比，正如有识之士指出的，这是当代美国社会出现的一种奇特的混合了肤色、族裔文化特征和社会圈层特征的具有印度种姓制色彩的社会结构，可谓社会结构上的返祖现象。

第二则是打着“政治正确”大旗的特定身份群体人权诉求日益极端化。依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ž贝尔提出的“中轴原理”理论，当代西方社会制度日趋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赖以运转的强调“经济化”即企业科层制治理的社会结构中轴、强调民主和政治参与的政治中轴和强调“自我实现”的文化中轴彼此之间的脱节与断裂。从目前的趋势来判断，涉及公民价值观塑造领域的文化中轴在传媒界、艺术界、学术界的影响下，往往比政界和产业界走得更远，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垄断威力，扮演了文化“十字军东征”急先锋的角色而脱缰飞奔。近日，针对俄罗斯及其国民的制裁闹剧就能充分说明问题所在，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完全压制住了国内政治家和所有有识之士理性声音的发出，这恰恰证明了托克维尔一个多世纪前所发出的有关“多数专制”民主暴政的担忧。

总之，在美国属灵主义政治病毒的侵蚀下，在明知国家利益甚至欧盟整体利益都会受损的情况下，欧洲的政客们还是无奈地在“支持美国”还是“更支持美国”的两个选项中做徒劳无功的政治决定。（责任编辑：华章 安然 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