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5月6日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上午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亚军先生，副司长周南女士，处长刘春雨先生介绍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陈亚军(中国网 宗超 摄)

　　以下为文字实录

　　记者：文件里面说，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的户籍限制，请问这个考虑是什么？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与超大、特大城市调控人口规模的矛盾如何协调？

　　陈亚军：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也是前一段时间，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发布以后，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事情。这次《意见》里也提出了这个导向。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里提出的五大任务当中，第一条的任务就是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所谓要素就是人、地、钱等等。这条任务里，人是放在首要来说的。其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是核心任务。我们说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促进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农民工群体收入的增长和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社会大局的稳定也意义重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两亿多的农民工在城市里就业和生活，但是没有在城市落户，也没有完全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因此，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并且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印发了《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一亿人在城市落户的问题。

　　解决市民化问题的途径也很明确，就是“两条腿一块走”。第一条腿是落户，要促进有条件、有能力在城市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这样他们可以完全享有城市的公共服务。原来有接近三亿的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一亿人通过落户解决，余下的要通过居住证制度全覆盖，实现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截至2018底，仍有2.26亿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因此，我们说要解决好落户的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光靠小城镇、小城市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社会上也有一些误读。我认为要把握好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义的认识，还要把握好政策的内涵，避免引起对政策的误读或者曲解。我们认为，不能片面理解为这是抢人大战，也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这是放松房地产调控。

　　首先，不能搞选择性的改革。解决农民工的落户问题首先是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存量优先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工作、居住的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举家迁徙的，还有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这些重点人群才是落户的重点，而不是说片面的去抢人才。城市需要人才，但是更需要不同层次的人口，绝不能搞选择性落户，这是政策里面需要把握好的东西。

　　第二是放宽落户不等于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不管户籍制度怎么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是必须坚持、不能动摇的。因此应该始终把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这个底线坚持好，城市既要满足刚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同时又要坚决避免投机者借机“钻空子”，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防止房价大起大落。

　　第三是消除城市落户的限制并不是放弃对人口的因城施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明确提出，特大城市可以采取积分制等方式来设置阶梯式的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我们说的放开放宽其实和这个是一致的。因此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要更多的通过优化积分落户的政策来调控人口，既要留下愿意来城市发展、能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口，又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的蔓延。同时个别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还是要严格把握好人口总量控制的这条线，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引导人口合理的流动和分布，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