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2019年2月底在美国第32届卡姆登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的主旨演讲，内容如下：

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十年前，这个问题或许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急迫性。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自从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之相日益突出；其次，同样自从那场危机以来，中国不断崛起。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而美国经济大约只增长了10%。

这些变化也带来另外一些结果，在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再仅仅被动地接受全球化及其规则，而成了全球化的构筑者与塑造者。西方正面临全新的情况。西方最大的困难是，在中国问题上总处于被动状态，没有跟上节奏，因为西方其实不相信中国会成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现在西方必须接受事实，世界正在发生巨变，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理解这种变化。

中国西方存在四大根本差异

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于，在我们思维深处是不理解中国的，我们的思维范式认为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终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必须且必然变得和我们差不多，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性，这就是西方的现代性。

老实说，这种提法已无法维持。因为世界上不光中国发生了巨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根源都和西方不一样。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开始尝试理解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两者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恒久的。

第一，我们一提到国家就会想到民族国家，但中国绝不能被简单划归到民族国家范畴。在我看来，我们不应仅仅将中国看作民族国家，还应将其视为文明国家，它的传承是文明的传承。中国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儒家价值观、个人的社会角色、人际关系，甚至中国的美食、语言，都是中国传承的文明遗产，它们的历史远远长于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国既是文明国家又是民族国家，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中国，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不同之处。

第二，我们总认为中国是个中央集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运作国家的一切决定都出自北京，这当然不是真的。中国有约14亿人口，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由北京决定。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个经验，唯一可以既维持统一又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办法是对地方差异给予足够的尊重，或者说“一文多制”，即“一个文明多种制度”。当代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对香港回归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这种思维与民族国家的思维截然不同，它来自中国悠久的文明史。

第三，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们认为治理在本质上是普选权、多党制，中国却不一样。正因如此，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中国当前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如果你关注关于中国治理的学术研究，关注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调査，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非常高，完全具有可持续性。尽管中国体制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它仍然享有巨大的支持和充分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人将国家看作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二是中国人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源于家庭，所以家庭就是国家的缩影；三是中国至少在隋唐时就有了选贤任能的传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中国人对国家治理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人，而这样的治理模式又是非常有效的。

第四，西方和中国对普世性的理解大不一样。欧洲将普世性看作一场传播福音的布道，要改造世界，通过殖民、宗教、语言、文化等方式，把文明的信息传到尚未开化的土地。中国不认为普世性的表现是自身的外在化，而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是文明的终极形式，因此根本没必要离开中国。所以，中国的普世性是一种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世性是一种向海外进发的普世性。

辨析以上差异，对理解中国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所有国家的扩张都遵循一个规律，首先是经济，经济不强何以成为强国？因此，不论英国、美国还是中国，现代史上所有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这一规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但在此以外，回顾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异。在西方传统里，军事实力、政治权力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中国则不一样，中国基本不侵略其他国家，也不怎么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外用兵的传统其实不深，中国人真正重视的是文化实力。这样一来，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就走上了两条路，西方高度强调军事实力，中国高度强调文化实力。

四大特征勾勒中国大国形象

我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有以下几大特征：一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转型令人瞩目，2015年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就已经接近15%，现在已经达到了16%至17%。这非常了不起，到2030年或2035年，中国贡献的GDP将达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经济规模将大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鉴于近期的历史，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预测，否则可能犯下大错。

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我认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战略优先级最高的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解释这一点，关键是要理解中国从哪里来。1978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非常贫穷，所以它对发展中国家有某种亲近感，能够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许多人批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但如果你看看非洲国家的民调结果，65%的非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正面的。根据预测，到2030年，被称为“南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将贡献全球经济总量的67%，只有33%来自发达国家。所以，中国自然会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三是“一带一路”。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如今经过大力推动，中国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沿线许多国家对这项倡议展现出巨大热情，因为它们看到了改善当前处境的机遇。我想这大约能反映出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对亚投行一样，美国对“一带一路”基本抱着不参与的态度，不久前还公布了另一套战略与其竞争。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美国应该参与“一带一路”，因为如果你不参与就无法塑造相关规则、制度。美国提出的替代性计划在资金方面严重不足，不论目前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与中国的巨大投入相比。长期来看，我认为“一带一路”会取得成功。

此外，不要低估“一带一路”可能给治理模式带来的巨大变化。目前欧亚大陆还没有真正强大的地区性组织，我认为未来民族国家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新的地区组织可能会诞生，也就是说整个地区的治理方式会发生革命。由于欧洲和美国参与度不高，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出，中国在相关项目上的法律话语权将越来越大。

四是中美关系。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驶入了未经勘测的水域，从1972年尼克松与毛泽东会晤开始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为什么结束？因为美国的立场变了。为什么美国会改变立场？因为许久以来美国一直没有把中国看作自己的敌手，所以这种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美国人现在有种心态，觉得中国是个威胁，或者至少也是个挑战。我认为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过度夸大了中国军费开支的重要性。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一向不像西方和俄罗斯那样看重军事实力，美国也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除非它发动核战争。中国崛起是一个伟大的、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它背后是世界的根本性转变。

中美竞争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创新。西方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创新能力，无法作出创造性和激进的改变。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误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渐进式创新积累了巨大的创新思维能力。经过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后，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创新能力，创造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成为世界创新大国。中国的经济崛起会对美国构成严峻的挑战，但美国诉诸保护主义的应对办法是错误的。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激烈竞争，迸发活力，美国企业应该投身加入其中，向中国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另一种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西方不能继续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固步自封，而是要跳出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世界，学会在新形势下生活。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在于学会适应新的世界，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确定新的合作形式和对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