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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农民工正在领取被拖欠的工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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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兴县市民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工作人员指导下扫描“长兴解纷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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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右一）在浙江杭州临安区龙岗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解村民纠纷。 |
今年69岁的宣永富，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村民。前不久，邻居盖围墙占了他家的宅基地，气得他举起榔头准备砸掉围墙。村干部上前拦住了他，把他和邻居请到了村调解中心。“干部帮我们调解矛盾，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心服口服。”宣永富由衷地说。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步入司法诉讼渠道解决，导致诉讼案件量不断攀升。浙江省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前，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2019年以来，浙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大力推进“诉源治理”，最大限度在诉讼程序前防范化解矛盾纠纷。2019年，浙江全省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68.6万件，同比下降4.6%；2020年，全省收案数同比下降7.2%。
源头“治未病”
从“事后解”到“事前防”转变
“诉源治理就是对诉讼的源头治理，即通过多种治理手段，预防潜在纠纷、化解已有矛盾、减少进入诉讼环节案件数量或有效分流诉讼中的案件。” 浙江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同志说，诉源治理的关键在于源头“治未病”，将治理环节向前端延伸，把预防矛盾纠纷体现在社会治理、重大决策、预警预测等各个方面，从根源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
存在“民转刑”风险隐患的纠纷类警情，在接处警完成后如何进一步跟进化解，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公安机关的难题。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很可能滋生更大的风险隐患。
前不久，浙江金华市婺城区罗店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村民胡某建房施工，将其房子墙角正对同村村民陈某家大门，陈某不满，怒将施工的铲车和挖车玻璃砸碎，阻挠胡某继续施工，因此产生矛盾纠纷，现场陈某、胡某和两名施工人员争吵不断。
由于涉事人员较多，经现场调解成效并不明显，如果简单了事，存在“民转刑”的风险，民警王献堂决定将四人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解工作。同时，罗店派出所指挥室迅速整理该起纠纷情况，通过“一警情三推送”平台推送至罗店镇综治平台、行政执法部门和鹿田村村级组织。在派出所调解室，民警从农村建房实际发出，结合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耐心劝导开解。罗店镇行政执法部门共同参与此次矛盾化解工作。经过2个小时的调解，涉事四人初步达成和解协议。
金华“一警情三推送”平台，正是浙江省通过“诉源治理”实现从“事后解”到“事前防”转变的一个缩影。
浙江各级法院构建“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将诉讼服务融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之中，把“诉讼治理”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强化诉讼前端、中端和末端等环节的治理，形成“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系统完整的工作闭环。
2019年，浙江省修订完善《浙江省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实施办法》，推动重大公共政策、重大管理措施、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群体性活动等重大事项应评尽评，确保各地党委政府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时都认真研究分析可能引发的矛盾和问题，把问题和应对措施想在前面，确保矛盾风险防范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一站式化解
从“多头跑”到“最多跑一地”
走进金华市兰溪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里，迎面就是综合服务受理窗口。就像医院的前台问诊分诊一样，来这里办事的群众提出诉求，窗口工作人员根据协同系统将其引导至相应窗口，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纠纷调解等多种服务。
“你们对调解结论认同吗？”调解员黄小平的声音回荡在调解室里。“认同。”回答的声音来自黄小平对面的一个大屏幕，从屏幕下方的两个小窗口可以看出，远在上海的原告和本地的被告都在自己的车里，通过手机平台就完成了调解。
调解成功后，对面办公室的法官随即对该案进行了司法确认，一起异地债务纠纷圆满解决。发生在兰溪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这一幕，早已成为浙江全省99个县（市、区）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日常。
浙江省通过将县级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成建制入驻99个县级（含开发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吸收法律咨询、心理服务、行业性专业调委会、公共管理等相关部门（组织）力量进驻，推动“多中心”集成为“一中心”。在中心就可“一站式”受理群众矛盾诉求，通过“闭环式”流程处置，让群众解决烦心事从“多头跑”到“最多跑一地”。
前不久，杭州一家鞋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停产，无力支付77名职工40余万元工资，职工多次到镇政府上访。余杭区法院“微法庭”工作办公室接到镇政府提出的化解矛盾请求后，依托“移动微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开展群体性纠纷就地化解，引导特邀调解员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指导职工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成功把纠纷化解在源头。
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目前有在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仲裁、在线调解、在线诉讼等五大功能。依托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当事人不仅能选自己信得过的调解员，不用跑法院，在线视频就能接受调解，实现纠纷调解便捷、高效、低成本……通过创新推进“互联网+”调解，浙江大力推行“线上调”“掌上办”，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远程调解服务。截至目前，浙江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共进驻调解员4.17万名、调解机构5320个，在线成功调解91.17万余件。
非诉也解纷
从单一手段向社会化、专业化调解转变
“知识产权类纠纷十分专业，调解是不是不太可行？是不是必须通过诉讼才能解决？”一起知识产权纠纷，一度让杭州市民周先生十分困扰。
原来，周先生曾获得两个外观设计专利。其后，周先生发现义乌某公司擅自批发销售涉案侵权产品，便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10万元。鉴于周先生和义乌某公司身处两地，法院建议双方通过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进行调解解决。调解员通过平台的各项在线服务功能，充分进行类案比较阐释，沟通双方意见。经过线上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公司停止侵权，向周某赔偿专利费6万元。调解协议签订后，公司在调解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履行了协议。
2020年6月，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上线，该平台聚合了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杭州调解中心、浙江（杭州）知识产权诉调中心等9家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调解机构，近60家律师事务所调解工作室入驻，来自高校、研究机构等机构的1600余位调解员在平台上向公众提供专业服务。依托平台的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统一指导，群众和企业可以获得“一站式”网上调解服务，当事人、代理人、调解员一次不用跑，即可省时、高效地实现异地、异国在线调解，个案调解短则用时1天。
“即便是像知识产权这样极具专业性的案事件，诉讼也并不一定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渠道。”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朗长华说，通过更广泛地吸纳多元化、专业性的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实现了化解矛盾纠纷从“单一化”诉讼向“社会化”“专业化”调解的转变。
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是浙江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多元参与诉源治理的生动写照。
在推动诉源治理的过程中，浙江不断织密调解网络、加强队伍建设、完善调解机制，将更多社会组织和人员吸纳进来，让人民调解这一“东方之花”开遍浙江大地：宁波市积极选聘一批退休政法干警担任调解员；湖州市坚持全民参与，已有93个特色品牌调解工作室入驻中心；绍兴市越城区调配102名律师轮驻中心，推动优质律师资源参与调解……
“在判决和调解之余，我们需要更多关注案件最后的履行，这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镇海法院院长张军斌介绍，镇海法院建立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对自动履行法院裁判的当事人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对同时在全国法院都没有被执行案件的当事人，纳入诚信履行名单，并推送至一些信用平台及各商业银行，“案件调解后，法官应该当起‘验收员’验收履行成果，确保当事人权益及时实现，这也是诉源治理的应有之义”。
版式设计：汪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