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送一单外卖挣几元，北京一名专送骑手一个月因罚款被扣工资千余元。平台对从业者的管理权力有多大？平台通过算法寻找订单配送的最短时间，据此不断减少订单配送时间，实现骑手配送的“最优效率”。而这一“最优效率”是否显失公平？该如何规范？

近期，网约车、外卖这类新型用工平台备受关注。4月，北京人力社保局副处长王林体验送外卖12小时，王林竭尽全力也只完成5单送餐，赚了41元，他感慨：“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北大博士后陈龙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加入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他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调查，5月发布调查结论：平台通过精准算法对复杂的劳动秩序进行管理，而在这一过程中，算法的不合理性以及缺乏人性化值得各方关注。

记者获悉，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多方共同协商、共同监管，努力形成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平台规则。

工资被扣千余元，外卖员申请法律援助

2020年1月，在某平台马驹桥站点工作的一名专送骑手陈某，因罚款当月工资被扣掉1100元。送一单才挣几元，被扣了这么多钱，陈某觉得不公平。在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公益律师的帮助下，陈某决定去申请劳动仲裁。然而，在陈某跟站点透露了自己要去申请劳动仲裁之后，站长威胁如果去申请仲裁，会被平台封杀。这让陈某十分担心，迟迟没有采取行动。2020年3月至6月，陈某每月持续被扣款，到2020年6月8日，其工资被扣款将近5000元。

2020年7月10日，义联公益律师为陈某提供了法律援助，申请了劳动仲裁。经过仲裁庭审理后，2020年12月1日，陈某收到了仲裁裁决书，裁决书确认陈某与一家物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陈某被克扣的工资4540元。

“我在这个站点干了两年，没看见劳动合同长什么样，每天考虑的就是准时率、差评和接单量。跑一单收入7.5元，每月全勤是8元。如果准时率没达到99%以上的话，每单两角钱的奖金就没有了。”外卖骑手小张说，平台对超时处罚很严格，超一秒扣一半收入。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逆行、闯红灯甚至发生交通事故就在所难免。

与外卖骑手遭遇不同，网约车司机也有自己的苦恼。网约车司机李先生向媒体反映，平台强制要求司机交599元押金安装记录仪，这本来是为了保护司乘双方权益，但他被乘客投诉后，平台不听他辩解，甚至不调取车内监控录像，直接对他进行扣分处理。

因平台管理存在诸多不规范行为，平台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如何保护引起社会重视。那么，平台通过何种方式对从业者进行管理？

被算法精准“算计”的“半分钟”

陈龙博士在《游戏、权力分配与技术：平台企业管理策略研究——以某外卖平台的骑手管理》一文中，讲了他的送外卖体验：之前去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公寓楼送外卖，骑手只能从校园北门进去，所以系统计算送餐时间的时候，会以北门为测算依据，大概要花4分钟时间。但后面有人发现，知行公寓旁边有一个侧门，电动车开不进去，但人下来走两步就进去了，时间不超过半分钟。所以很多骑手就会改变路径，提前完成送餐任务，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其他订单。可是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以后，平台也发现了，它就会给你压缩时间，送一单的时间就由4分钟减为半分钟。

“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当你完成了现在的任务量，永远会有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它不断地把人陷入内卷的道路当中。”陈龙说。

由4分钟到半分钟，算法之下，平台不断追求高效率。为了高效率，外卖员不得不去抢这半分钟，随之其面临的职业风险就会上升。据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快递外卖行业交通事故情况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期，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

2020年年底，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发布《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北京地区网约配送员职业伤害调查报告》中记载，对于外卖员来讲，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都要接受平台算法的管理。平台通过“完单量”“准时率”等指标对站点和代理商进行考核，通过罚款和奖励对代理商进行管理，而代理商则通过一系列罚则将责任转嫁给外卖员。

在某众包APP上，记者看到对骑手的管理规则包括“取消规则”“超时规则”“帮买帮送规则”“优选规则”“异常场景处理规则”等共计22项，每项规则分列具体的标准和规范，对骑手仪容仪表、配送操作规范、奖惩措施等有精细的要求。

平台通过算法寻找订单配送的最短时间，据此不断减少订单配送时间，实现骑手配送的“最优效率”。而这一“最优效率”是否显失公平？该如何规范？

平台规则如何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表示，无论是以罚代管还是对算法的绝对依赖，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平台权力过大。王天玉觉得，应该构建一个平台内市场秩序，在政府监管下，工会、媒体、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共治。目标是规范平台定价权，而这个定价权是广义的，包括每单定价、配送时间、奖惩规则。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林嘉认为，平台借助算法等科技手段制定规则，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尊重技术手段、科学方法等平台特点，但对于与平台从业者切身权益相关的内容，平台应当采取合理、定额、定量的方式对平台从业者进行管理。应当采取协商的方式，由平台与从业者代表、行业协会等第三方代表共同制定规则。比如针对快递员因为怕超时罚款违反交通规则，平台应当给予一定的弹性配送时间，避免劳动者因疲劳、工作强度较大等原因发生交通事故、工伤等职业伤害，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权、休息权。

7月22日，人社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指出，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要充分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将结果公示并告知劳动者。工会或劳动者代表提出协商要求的，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劳动者申诉机制，保障劳动者的申诉得到及时回应和客观公正处理。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认为，不管作为用人单位还是仅仅作为合作方，平台都不应该单方决定权利义务。在平台规则制定过程中，平台要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在充分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有关公平就业制度、最低工资和支付保障制度以及休息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增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倡导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