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年电影总票房609.76亿元、全国银幕总数达60079块、全年故事片产量902部……这是中国电影2018年漂亮的成绩单。40多年来，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历史巨流的簇拥下，在市场风云的洗礼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在这种历史语境下，电影在为我们提供振兴文化产业的经济经验的同时，也提供了文化传播、美学建构的历史经验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经验。进而言之，中国电影学派的当代建构如何践行国家文化软实力现实提升的战略命题，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中国电影学派的确立来实现自身的现实意义，已成为摆在中国电影人面前的紧迫问题。

让中国电影成为国家名片

中国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过程中，寻求的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软力量，而是一种体现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都在软实力前面加上了“国家”“文化”两个前置词，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强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软实力，更不是约瑟夫·奈所言称的美国人口中的软实力，而是一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旨，以弘扬中国的时代精神、彰显中国的民族气概、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倡导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为目标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国电影在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使命是完成建构国家电影品牌的战略目标。我们在电影领域的目标，是让中国电影以国家的名义被世人所接受、所了解、所认同，使之真正成为国家名片。它是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重要命题。由于国家文化软实力达到的传播效果，不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让人服从，而是通过自愿的方式让人接受，这就要求中国电影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更强的心理凝聚力。因此，中国电影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通过产业化的道路，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来完成上述历史使命。其中“讲好中国好故事”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传播策略，也是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方略。《星球大战》的制片人马克·拜尔斯曾说：“我对于电影的信念总结起来是一句娱乐业的古老名言——讲好一个好故事。”如果我们不能在电影的基本层面上完成这些属于本体性的命题，那么，要完成电影所承担的其他责任也是难以企及的。从这种意义上讲，那种故事内容低俗、思想意义错乱、文化价值混淆的作品，不仅是对于一部作品社会责任与艺术品质的消解，也是对于中国电影总体国家品牌的损害。

事实证明，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连年增长，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观众自愿走进影院实现的。中国电影2018年票房收入首次突破600亿元，其中国产电影贡献率超六成，这表明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在逐步提升。当然，票房收入的提升只是表明观众电影消费行为的增加，我们还应关注电影票房数据背后观众心理的认同指数。他们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一部电影，往往是在他们走出电影院之后，即在他们的文化消费行为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确定，而不是在他们走进电影院之时就能够断言的。因此，观众看完一部电影后的心理认同度，才是衡量我们的电影是否真正具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终依据。这涉及电影市场、观众心理、社会文化的多向性研究，只有建立更为科学的分析工具与理论模式才能够完成。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上来确认像《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这些中国电影的扛鼎之作。就电影的艺术成就而言，这些电影的创作定位始终设定在电影自身的视听表现特质上——不靠“流量明星”、不靠粉丝炒作、不靠商业包装，靠的是电影精良的制作品质，靠的是爱国主义的价值引导，靠的是演员“亲临战场”般的专业表演，靠的是真枪实弹的现场效果，靠的是摄制组通宵达旦忘我工作……总之，这些影片再度提振了中国电影依靠艺术的魅力征服观众的信心。

电影生产应观照大众审美

由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诉求对象不是个别的、个人的、少数的，而是大众的、普遍的、集体的，它所寻求的价值认同，不是曲高和寡式的单向美学意义，而是寻求最为广泛的、普遍的接受效果。所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渠道，必须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全面传播，努力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特别是对以消费市场为参照的电影生产，不论是基于电影国家品牌的当代建构，还是基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提升，都不能偏离公众的普遍心理需求，不能忽略他们的心理的“痛点”以及在特定时期的某种社会情绪。尤其对于普通人现实生活境遇的关注，像电影《山河故人》的故事从1999年讲到2025年，时间跨度近30年，贾樟柯站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看到了我们社会中已经普遍存在的价值裂变与群体分化，他用自己的县城故事向我们表明了他跨世纪的情感守望。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物质上摆脱了贫困的女人，在精神上依然坚守着自己青年时代的初心。影片结尾，沈涛迎着飘舞的雪花、踏着青春时代的音乐悠然起舞，她依然享受着内心永不消逝的青春怀想。这种理想主义的真情表达，是贾樟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富于诗意的历史评价，也是中国电影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需要坚守的。

如果说电影承担着记录国家与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化使命，那么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就应当在这方面承担起强化民族集体记忆、铭刻国家历史经验、唤起观众爱国主义精神的职能。很多时候，基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不是通过进入大众公共空间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大众休闲娱乐的私人空间来传播的。在这一空间里，受众具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所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构，需要占据那些能够以娱乐的形式传达价值观的产业形态，包括受到青年群体青睐的流行文化形式，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同时，我们的电影应当注重那些容易被个体心灵所欣然接受的价值指认对象。就像《战狼2》里男主人公冷锋，他并不是专门到非洲执行公务的解放军战士或是公安执法人员，而是一个寻找恋人的游客。他没有外在的职业使命，他挺身而出完全是出于良知和道义。这种人物的设计，使其更像一个见义勇为的现代游侠，所以在深度心理上更能引起普通观众的认同。希区柯克的电影就经常采取这种将毫不相干的普通人拉入核心冲突之中的做法。这种类型化的叙事策略，也是我们从语言形式上建构中国电影学派可以参照的可行路径。

当年，在我们追看韩剧《大长今》的时候，韩国却在播放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长征》。韩国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感兴趣吗？我想也许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在逆境中摆脱艰难困苦的人的命运——因为几乎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会遇到类似问题，人们需要通过大众传媒寻求精神和心理上的感悟与启迪。从这种意义上看，《长征》是一本人生励志的教科书，它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都有启示意义，这些启示并非来自说教，而是来自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故事。电视剧是这样，电影岂不同样如此？

（作者：贾磊磊，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