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云南特派记者  谢文婷】从踏上云南河边村土地的那一刻起，宾威农便试图找寻一个答案，一个可以给柬埔寨村庄带来改变的答案。对于这位来自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农村经济办公室的副主任来说，中国的乡村治理和脱贫经验对柬埔寨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没有人希望生活在贫困里，减贫也是柬埔寨政府的重要战略之一。我们很感谢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的帮助。”宾威农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宾威农此行是参加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同举办的第8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40多位来自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官员在一起分享了各自的减贫工作经验。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处理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村民高昂的工作热情让柬埔寨官员“很羡慕”

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的勐腊县河边村是一个传统瑶族村寨。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看来，这里与一些东盟国家乡村发展的情况相近，是驻村学习的理想之处。只有59户人家的河边村曾经是典型的边境少数民族山区深度贫困村寨。2015年1月，一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扶贫队驻扎到该村，通过打造新业态、建设成为国际会议举办地等方式，让全村农户在2017年摆脱贫困。一名村民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家里开了一间植入“瑶族妈妈”概念的客房，每年通过接待游客能够获得1万多元收入。

在河边村里，来自中国的村官、学者结合实例，向东盟代表介绍中方在减贫方面做的具体工作，以及面临的农村发展滞后、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等挑战，东盟国家也会派出代表分享他们的经验。多名与会代表对记者说，他们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很有兴趣。除了分享与讨论会，参加活动的嘉宾还深入河边村同当地村民交流，看他们展示纺织技艺、制作糍粑，品尝特色茶品，一起举行晚宴。

宾威农说，大约10年前，柬埔寨曾采取日本“一个村子，一个产品”的发展模式，集中村里的力量发展优势产品，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后来又学习韩国的“新村运动”，但效果都不令人满意。“现在政府正积极学习并运用中国的政策，我们同时希望共建‘一带一路’能更好地帮助柬埔寨发展。”宾威农说。

对于河边村内干净整洁的环境和村民高昂的工作热情，宾威农表示很羡慕。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他工作的柬埔寨村庄里，村民普遍比较散漫，也“不愿意改变”，并且常常执着于眼前的经济收益。过去，曾有非政府组织帮村民买牛，希望他们通过养牛提高收入。但后来发现，村民会偷偷把牛卖了，以换取短期利益。还有一些贫困的村民甚至会出售自己的土地。当地政府希望帮他们发展农业生产时，却发现他们已经无地可种。这次考察回国后，宾威农计划用更多时间去教育农民，让他们的思想从根本上得到一些改变。“我常常对村民感到失望，但是我从未放弃希望。”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不同国家参考不同阶段的中国经验

对于来自老挝农林部农村发展与合作司的马里尼来说，交流活动中最让她感兴趣的是，中国专家提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新分配土地给穷人的历史。马里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土地问题是老挝目前面临的十分具挑战性的难题。一些当地村民声称自己拥有土地所有权，尽管这并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政府因此没有办法合理规划土地。马里尼说，中国的土地政策给了她“一些启发”。她还表示，老挝很多贫困人口同样住在偏远地区或山区，因此她这次在云南了解的一些政策和方法是老挝可以“直接借鉴”的。

宾威农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农民可以得到来自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另外，柬埔寨也需要学习如何创造更好的自然环境。宾威农走访过中国很多地方，他注意到中国的植被覆盖率很高。在一些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地方，村民通过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他认为，柬埔寨一些因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地方可以借鉴中国的绿色发展模式。

“不同东盟国家参考的中国发展经验有所不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老挝与缅甸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目前处于通过农业发展来减贫的阶段，因此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验比较适合它们。对于越南、柬埔寨，中国后来刚步入工业化时期的经验比较值得它们参考。现在的中国则对马来西亚的借鉴意义更强。”

缅甸NLD教育网络的协调员昂年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此行考察后，他最想带回去的是中国精准扶贫的经验。“缅甸没有中国富裕，无法开展大规模扶贫工作，但可以学习中国集中力量发展一些重点地区的做法。”

马来西亚农村发展部助理秘书赛德·汗对记者说，中国政府采用了非常系统和全面的乡村发展模式，规划也很完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村民以及各方人士在减贫方面都抱有十分坚定的信念”。

对华心存疑虑？“中国不需要为此担心”

“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丰富了区域减贫合作内容，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沟通，同时扩大了中方在东盟国家基层的影响力。”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中方也在不断总结与东盟官员交流的经验。参与活动的每个东盟国家团队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官员带队，派出3个基层村官或者非政府组织代表。《环球时报》记者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每个团队往往只有一名成员英语较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在部分村官无法直接获取信息的情况下，他们的学习效果往往打了折扣，因此今后中方会考虑增加缅甸语、柬埔寨语等小语种翻译。另外，中方还会在项目结束后建立微信群或领英群，以方便各国代表在活动后保持联系与交流。

中国正在各层面推动与东盟国家的减贫合作。2014年11月13日，李克强总理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时表示，缩小差距、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是亚洲地区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中方提议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并提供一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

自2014年开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还推动开展“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选取老挝、柬埔寨、缅甸为试点国家，在每个国家建设两个项目村，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计改善、能力建设以及技术援助等方面。来自缅甸项目村的村长敏莱告诉记者，得益于中国的帮助，当地人用上了太阳能，有了新学校，“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帮助”。

除了像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这样的官方机构积极帮助东盟国家减贫外，一些中国民间机构也正参与其中，包括正在柬埔寨暹粒省女王宫县枯联乡帮助当地村民排雷的平澜公益基金会。该村共有247户家庭，1106名村民中女性有500多人，大多数村民在家务农。然而受战时遗留地雷影响，枯联乡很多可耕种土地被抛弃在一边，村民也非常贫困，人均年收入大约仅100美元。平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珂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与柬埔寨相关机构合作，以共同开发有效和可持续的农业项目为目标，先致力于排雷行动，打造一个安全村庄，在此基础上再帮助当地人建养殖场、培训学校，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在合作模式上，该项目前期由中方提供资金和设备，进行排雷工作是以柬埔寨专业人士为主。“帮助中国邻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王珂说，中方团队在柬埔寨很受欢迎，因为当地人相信中国的经验，“我们希望挖掘他们真正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也期待能与当地人民心心相通”。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也受到过质疑，比如缅甸部分居民因密松水电站项目等对中国投资和在当地的影响力心存疑虑，也有一些势力趁机宣扬“中国威胁”。“中国不需要为此担心。”参加村官项目的昂年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正在做有益于缅甸的事情，缅甸人民知道他们得到了切实的好处。”不过昂年钱也提醒道，中国应该加大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宣传力度，让更多当地民众了解事实真相。